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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亲手种下七株仙茶，开启了世界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岁月流转，到了宋代，“蜀茶尽出雅州”的商贸盛景让雅茶声名远扬。从“仙茶七株，不生不灭”的皇家贡茶传奇，到茶马古道上“以茶易马，汉藏交融”的文明对话，雅安的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交融与传承。

　　世界技能发展联盟主席奥斯卡·范·蒂尔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产教研融合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合作模式，它能够整合产业、教育和科研的力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该联盟愿在其中发挥资源网络优势和影响力，通过国际产教研融合的不断深化，让教育机构更好地了解产业需求，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希望在国际产教研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各国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创新模式和机制。”

　　“牛首山因双峰东西对峙，形似牛头双角而得名。”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祖籍南京江宁，他介绍，昔日的南京江宁牛首山曾是一座铁矿，西峰山体经过破坏性开采，形成一个巨大矿坑。近年来，当地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旅游创新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我们要保护传承好、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让其拥有尊严。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民众的现实生活。”(完)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会议还介绍了广东全民早期预警的基本情况，省市县共有102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中心，主要负责发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三大类预警信息。三年来省级各部门联动通过省预警中心发布预警信息168期，其中手机短信受众约218亿人次，持续创历史新高。

　　(十七)促进更高水平开放。完善中医药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开放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中医药“走出去”，推动中药产品国际注册和市场开拓。深化与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草药典、中药监管国际规则制修订，推动中药国际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研发、检测、交易等产业平台建设，加大对香港特区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