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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丝绸之路”展览中关于敦煌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我甚至听到一些英国观众感叹,一定要亲自去敦煌看看。敦煌的研究是否为您带来了新的视角或启发?
罗森:因为我年纪大了(笑)。还有一个原因是,到我退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部分的重要遗址,见过大量的文物,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国考古遗址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既来源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建立在我多年的阅读积累之上。我最初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与草原关系的书,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早期文明,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但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太冷门,希望我写一本和器物相关的书,于是我就选择了墓葬中的器物作为主题。我仍然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草原、百姓、三星堆以及和海洋的联系等,塑造发展自身。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也就是说,长期熬夜让人吃得更多、动得更少及身体代谢变差,导致多余能量增加,同时激素的变化使得身体更容易合成脂肪,所以容易变胖。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生理年龄的客观性,与市场代谢的必然性,是影视创作需尊重的两重自然规律。然而,在当下影视圈暴露出的部分畸形生态里,制片方迷信“流量安全牌”,导演追求“黑红即胜利”,演员深陷“年龄恐慌症”,三方合力,既省去培养新人的成本,又能靠“冻龄”噱头霸占热搜,何乐而不为?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