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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让赖清德感到绝望的是，海峡两岸的实力落差越来越大，祖国大陆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的能力越来越强，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越来越明显。去年以来，针对赖清德的“台独”挑衅，祖国大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法律上、外交上对赖当局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击。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预警、大规模、常态化、实战化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赖当局对此束手无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对乌政策“始乱终弃”的突变让岛内越来越多民众认清了“外人靠不住”的事实。在对内政治斗争焦头烂额，对外极力逢迎却自取其辱的情况下，赖清德只能故伎重施，发表更加恶劣的“台独”分裂言论，渲染大陆“威胁”，激化两岸对立对抗，其实就是“黔驴技穷”的表现。

　　新质生产力提升人的劳动能力。马克思指出，“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的不断跃升，无不伴随着人的劳动能力的提升。传统生产力往往高度依赖劳动者的体能消耗，新质生产力则以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标志，以人的劳动效率提升为基础，需要能够适应现代先进技术和装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主要从事知识性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新型劳动者。同时，在面向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效能转化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培育高素质人才。

　　现场背景海报中，王迅在刘敏涛背后阴鸷凝视的表情令观众脊背发凉，黄渤透露这其实是抓拍瞬间：“当演员心中的人物生长得足够成熟，开始真正相信这个人物时，就会自然流露出一些独特的东西。”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按照往年规律，春节过后是鸡蛋传统消费淡季。蛋价从春节前后开始不断下滑，4月前后会达到年内相对低的价格，在五一小长假以及端午节需求的提振下，价格会有一定的回升。

　　作为江苏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无锡素有“太湖佳绝处、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百年工商城”的美誉。2024年，无锡全市GDP迈上2200亿美元台阶，人均GDP首次突破3万美元，利用外资占全省比重18%，进出口总额连续4年超千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