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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扩大外资准入、优化投资环境、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并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广大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与国内企业的合作,显著提升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和产品服务质量,共同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可循环的优势,以自主创新不断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可以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我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强大生产能力,通过“走出去”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我国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发挥好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拓展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提升进口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能够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继续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向各国开放市场,共享大市场机遇。未来,还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吸引外资进入和拓展多元化进口创造统一、有序和高标准的制度环境,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让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以利益共享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